“出生人口性别比”指的是一年内出生人口中活产男婴与女婴之比，常用每100名出生女婴相对的男婴数表示。自然的“出生人口性别比”一般在102－107的范围内。在男性死亡率大于女性死亡率这个人类生物性特征的影响下，到婚龄年龄段，人口的性别比就会大致平衡。
　　然而近年来，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持续偏高的趋势。1982年公布的第三次人口普查为108；2005年已经高达118.58，远远超过国际认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。有人口专家预测：到2020年，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。

大城市同样存在“性别失衡”

　　过去，一提起生育性别的偏好，人们总会想到受文化习俗或重男轻女“封建余毒”的影响，以及农活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客观需要。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翼认为，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的不仅有上述传统因素，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，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，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。如广东省，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37．76。此外，技术上的支持，如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和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，也使得流产的女婴数量大大多于男婴。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局获悉，根据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字，北京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9，已经开始出现失衡。
　　统计显示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、人口控制政策执行严格的省份，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。而那些土地辽阔、人口稀疏、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，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。在全国，只有新疆、贵州、青海和西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之列。
　　专家认为，作为生育行为的微观主体，家庭在控制孩子数量问题上，也面临成员数量过多、抚养负担过重等压力，与国家的要求基本吻合。但在性别选择上，有着性别偏好的家庭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国家和社会利益并不一致。而性别选择往往于无形中就可以完成，很难严格加以控制。

残酷的未来婚姻市场

　　今天的婴儿出生性别比的失调，会给未来婚龄人口的婚配带来严重的女性不足影响。有专家预计，大约在未来几年，婚姻市场的挤压就会初见端倪。而2010年后，即那些在出生性别比大幅上扬年代出生的孩子进入婚恋阶段后，婚姻市场的竞争会逐渐残酷。
　　有种说法认为，女性人口的短缺，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。但张翼先生认为，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，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，是很难通过婚龄差得以解决的。在未来的婚姻市场竞争中，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男性，会成为因女性短缺而不得不忍受性压抑的“光棍”。
　　在未来，由女性短缺而造成的社会危害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那些没有权、没有钱、又没有形貌竞争力的男人，会增加未婚的概率；“骗婚”或婚姻欺诈现象会层出不穷；出生于贫困家庭的青年女性，易于在婚姻买卖中被作为交易品；找不到妻子的男性会成为性犯罪的诱因；男女结婚的婚龄差将增大，“大男小女”、“大女小男”的状况会日益普遍；男性单身家庭会增加；男性“第三者插足”的现象将会逐渐严重；离婚率会居高不下，残损家庭会增多；性交易如果合法，将生意兴隆；如果非法，将日益泛滥；性病的传播、尤其是在下层百姓中性病的传播将难以有效控制。

北京将开展“滥用B超”专项整治

　　鉴于出生性别比失衡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，从今年7月份开始，北京市卫生局与计生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，开展了针对“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”和“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”的打击“两非”专项整治。凡是利用超声和染色体检查等技术手段从事“两非”的医疗机构，要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；吊销其妇产科、超声科、检验科等问题科室的诊疗科目；吊销当事医务人员的执业证书，并追究医疗机构负责人的责任。凡是发现有非法进行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，市民都可以拨打举报电话：65066969进行举报。
　　然而单靠打击、整治是否真的能够取得切实成效？不少业内人士对此表示怀疑。事实上，目前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终止妊娠都是暗箱操作，隐蔽性极强，很难发现和取证。因为利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与正常医疗检查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界限，医生多数采用暗示性语言，如“好好保养”、“还可以”等，因此无法对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做出有效的事实认定。而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人工终止妊娠，相当一部分属外地游医租房流动作案，往往当办案人员前往调查时已经人去楼空，很难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
　　因此，加强政策推动，完善利导机制，营造有利于女孩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，才是解决出生性别失衡的治本之策。